农妇讨薪与律师维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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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重庆风险代理律师网址：http://www.cqfxlsvip.com/ 时间：2016-12-20 14:12: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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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10月24日，温家宝总理到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十组调查考察,同很多农民交谈。其中有一个农村妇女熊德明说，县里修建新县城中心广场，她爱人李建明有2000多元钱的工钱已拖欠了一年不给，影响娃儿们交学费。他说这事的时候，重庆市委的主要人士都在陪总理考察。温家宝总理双眉紧锁说：“一会儿我到县里去，这事我一定要给县长说，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！”当天夜里11时多，熊德明和丈夫拿到了拖欠的2240元务工工资。县里负责人说：“主要是因为一些包工头没有把钱发到农民手中。”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最盼望的悲喜剧：求告无门，碰到贵人，几句话解决。法治的作用，农民是不大相信的。他们相信权力的作用。实际上官员也可以不相信。因为例子明摆着。最好的司法制度，也不可能当天晚上拿到钱。熊成了“农妇讨薪”的中国名人。这次温州讨薪行动，就是那次事件的延续。重庆到温州打工的受职业病困扰的民工，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没有任何法律知识的农妇身上，这比化钱请律师找法院方便多了。重庆的记者也同样，浙江的记者也同样，熊的浙江行成了年底农民维权行动的一场大戏。民工出于实用的目的，记者为了新闻的价值，但这里还出现了一位律师，就显得有点令人思量。　　因为，作为一个跨省的法律行为，来了一个农妇，来了一个律师，你说谁是主角？应该是律师。农妇应是当事人。律师是来帮助她的。但后来批露出的事实却有点奇怪：农妇才是受几十个民工委托的代理人，律师只是他的行动“法律顾问”。后来又批露出的消息说，农妇把律师给甩了，自己讨到了表弟的钱和另一笔钱，回重庆去了，连自己的法律顾问和重庆带来的记者都没有告诉。又后来有重庆报纸批露说，律师要告农妇，《新华网》转引的报道说：和熊德明一起温州维权的律师返回重庆后说“我不想见到熊德明，她太过分了。”农民也说熊不好：“她只管自己表弟的钱，不管我们了。”此前有温州媒体称，熊德明已经解除了与律师的关系，并且说民工与律师签定的委托协议无效，熊称律师全属于个人行为，与她无关。该媒体同时称，熊德明温州维权完全是律师导演的，律师告诉熊德明只要熊给自己介绍一个民工，他就给熊100元回报，律师再从民工的赔偿中提取8%的报酬。而律师知道熊的说法后非常气愤，他拿出与10多位民工签定的委托协议书说：“哪个说协议书无效，这是啥子。”律师要求该报刊登更正说明，并要追究法律责任。报道还说，在温州的5天内，律师一直“寄居”在重庆媒体记者房间外，生活都要记者负担。在重庆记者离开温州时，律师称自己没有钱，记者只得借钱给他买返回的机票。　　从这些不甚准确的信息中，我们得出的印象是，这位律师这次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是被农妇好好耍了一把。而如果熊德明的说法成立，则是这位律师想利用她的“名人效应”在先，她不愿被利用在后，律师是咎由自取。从报道看，律师采取的是用“全风险代理”进行策划的一次跨省维权行动。结果委托人变卦（全风险代理的农民当事人往往这样，他们的法制观念和合同观念本来就很淡薄，中国律师一般不会去做这样的全风险业务），主要依靠力量“名人”又釜底抽薪顾自走了，全风险成了全损失，名财两失。我们怪不得农妇。她就是她，他前年向总理告状，也实在得很，我老公干活了，别人不给钱。对不对。想不到听的人这回是个总理，意外收获意外成名。这次到温州，她也很实在，我表弟干活病了，我来帮他讨钱。温州人给最好，不给我也没有办法。至于合同、协议、法律顾问，这都是随便写写的。是你找的我。记者也一样，你声势动众跟到浙江来，是你自己愿意，同我无关。我觉得要你帮助你也愿意，好，一起走。我不要你了，也不欠你什么。我自己先回去了，当然不必同你打招呼。　　这次的农妇温州讨薪行动，充分体现了中国法治现状的畸形和变态。在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帮人讨债行动中，律师陪衬、大批记者随行，俨然是明星出行。中国的法院、行政官员、律师成了淡化的背景。经济发达的浙江，好象成了一个没有法治保障的回到原始层次的社会。原因何在？就是这个农妇同总理握过手，总理为她要回了2240元钱。其折射出的深层的含义，就是中国社会的人治特征。人们宁可相信实权人士的余威，而不愿相信法律。连律师这个最应崇尚法治的职业人，也屈从于这样的“余威”而甘为附庸。　　法律不是万能的。我们不能要求百姓什么都按法律的路子走。但作为法律人，我们不能投机取巧，用非法律的手段去做法律人不该去做的事。这一个小事件，扩张后，对中国的民法秩序和法治现状，成了一个杀伤力最大的事件。因为这种不信法只信权的做法，现在是农民相信、记者相信、连律师都相信其作用。农妇可以高估自己的作用，新闻可以挖掘其附加的价值，而律师参与这样的随从队伍，实在是让人不知道怎么说。这样的事件越多，跳楼讨债、威胁讨债、上访讨债、炒作讨债，只会越来越多。我们的官员、我们的律师、我们的法院，真该好好想想背后的原因。我们的法治大门向农民敞开了吗？我们的法治效力，让农民相信了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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